王志通丨民国时期甘南禁烟与民众应对

作者简介

王志通，1989年生，四川达州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西北区域史、边疆民族史研究，在《社会科学战线》《中国农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摘要：鸦片烟毒危害中国甚巨，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初就厉行禁烟。甘肃实施禁政后，甘南地区成为甘肃种烟的重点区域，汉、回、藏族民众围绕鸦片的种、运、吸、售逐渐形成了多民族互动的利益链条。地方政府成立相关组织，推行各项禁政，而地方政教势力则包庇种植和销售鸦片，借机自肥，部落民众则为维护切身利益，在遵守和违背禁烟政令之间随意切换，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政府即便实施武力剿铲，也无法成功禁绝烟毒。民众是禁政推行的关键，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决定着治理的成效。

关键词：地方民众；国民政府；甘南地区；禁烟

鸦片是影响近代中国的重要商品，从进口消费转为自产自销后，丰厚的烟亩税款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但是致命的烟毒会造成侵占良田、伤害身体和摧毁家庭等后果。因此，鸦片的种运贩吸与禁烟彼此纠缠，相伴始终。甘肃烟祸几经跌宕，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控制下的陇原大地再次烟毒肆虐。随着国民党中央大员入甘主政，禁烟才逐渐推行和强化。国民政府制定的“六年禁烟计划”陆续实施，甘肃种烟的重点区域转移至甘南地区，汉、回、藏等民族围绕鸦片的种、运、售、吸逐渐形成了多民族互动的利益链条，导致禁政推行遭遇种种困难。目前研究近代中国鸦片烟毒的丰硕成果中较少关注边疆地区的烟毒状况，涉及位处汉藏边界地带甘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则更少。仅有论文分析了烟毒泛滥的原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甘南禁烟成功的艰难历程。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厘清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烟毒的整体概貌，忽视了地方政府推行禁烟过程中民众的角色和作用。本文利用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资料，从民众的角色变化入手，去认识甘南地区国民政府有限度推行禁政的历程和烟毒难以禁绝的困境，以深化我们对民国时期地方治理的认识。

一、禁政与甘南地区烟情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初，就将禁烟列为要政之一，颁布多项法令，蒋介石更是将禁烟视为挽救中华民国之始端。然而，面临财政困窘的南京国民政府倚重鸦片款税，向各省派驻禁烟查缉处，寓禁于征，变相公卖，以致政府颁行的法令与行政举措的实际推行相互悖逆，陈义高远的禁烟法令变成了高悬门楣的装饰，各地种植、贩运和吸食鸦片依旧如故。因此，法令所载与实际施行的彼此剥离遭到媒体尖锐批评，“在高标禁烟之政令下，种运售吸无不在军政机关之组织计划下行之。口喊禁烟，手布毒氛，欺人自欺”，称其为“既痴且聋”的政策。国民党中央势力尚未进入偏居西北的甘肃之前，地方实力派控制省政，将烟亩罚款作为财政支柱，种植、运输、贩售和吸食鸦片“向未禁止，法令颁布后仍如旧贯”，对禁烟政令置若罔闻。

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地位提升，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时代浪潮，禁烟则被视为根治西北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1934年，蒋介石前往兰州视察，认为“甘肃大患，在于烟祸”，应严厉禁烟。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亦认为鸦片为害甚巨，并着手推行禁政，但鸦片烟亩罚款历来是甘肃财政之仰赖，他不得不强调“禁烟必须实事求是”，“也要顾及事实的可能性”。可见，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甘肃，并不能毫无保留地执行中央政令，地方财政对鸦片的深度依赖不可能被一纸命令立即扭转，这预示着禁政推展会遇到重重阻碍。

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蒋介石亲任禁烟总监，往各省分派禁烟大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禁烟运动。甘肃省政府遵令执行“六年禁烟”计划，将全省划分为五个禁烟区，分五期禁绝。甘南所属夏河、临潭和卓尼地区属于当时种烟较少之地，对依靠烟亩罚款的全省财政影响不大，故被列为第一期禁绝地区。朱绍良发布通告，劝导民众切勿观望徘徊，要坚决执行，“自经此次布告之后，倘敢在本年禁绝区内，偷种一茎半苗，地则充公，人则尽法惩治，毫不姑息宽宥”。同时，省府向各县选派查禁烟委员，严格出巡规则，认真检举。禁烟推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遭遇种种困难，远未达及朱绍良在1935年8月宣布的第一期13县局“完成禁绝”，很多地方照种如故。

大量种植和吸食鸦片虽能获取丰厚利润，形成畸形的社会经济互动，但也带来了深重灾难，导致地方社会呈现衰颓之象。鸦片种植侵占大量深沃良田，将种粮田地排挤到水利不便的贫瘠之处，导致传统农业经济严重失衡，粮食不得不依靠外省进口。鸦片种植汲取土壤大量肥力，导致生产力下降，再有灾荒加剧，饿殍载道，农民离村人数增加。另外，大量民众吸食鸦片，劳动力饱受摧残，更是直接影响兵役、国防和民族复兴大业。

抗战全面爆发后，禁政是大后方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抗战建国、御侮图存的重要途径，“因为军粮的供给，前方士兵的补充，后方交通治安的维护，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供给。若不把烟苗铲除，则谷物生产不能增加，不把大量烟民戒除烟瘾，则人力补充，必受影响。”可见，抗战大后方的禁政推行深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实施禁政的力度必须有所加强。随着各级政府连续不断地推行禁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种烟的局面得到遏制，以前种烟的土地多换种粮食，但在全省范围内烟苗并未绝迹。强化禁政的另一结果是种烟区域出现空间移动，即1938年后，大部分种烟区域从通衢之处向僻静之处移动，交通沿线的农田里绝无大面积种植烟苗，甘肃全省烟苗种植的重点区域则从河西走廊转移到甘南、陇南等地。所以，甘南地区开始大面积种烟的时间要比云贵川等种烟大省和甘肃其他地方稍晚，很大程度上是在禁政推行之后才呈现出罂花怒放的景象。因此，甘南地区成为甘肃省违禁种烟的集中之地，也就是整个抗战大后方实施禁政的重难点区域。

甘南地区偏居甘肃西南部，海拔较高，多崇山峻岭，主要是广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农业除在大夏河中游谷地有少量分布外，“仅于洮河及白龙江若干谷地及小型冲积平原中见之”。鸦片是当时农民大面积种植的一种经济作物，附生于耕地的鸦片种植自然属于农业的一部分，其分布情况必然遵循甘南地区农业分布的空间格局。所以，位于东部的卓尼和临潭（海拔相对较低）的山间沟谷和河滩低洼之地才会毒卉遍开。群罂乱飞的毒卉在河谷呈串珠型分布，在台地和缓坡呈片状分布。另外，在禁烟严行时种植鸦片属于“顶风作案”，偷种鸦片的农田就多分布在偏僻幽深的地方，以避查禁。

甘南地区东南部的上下迭部、插岗、铁坝、录竹和新堡等地气候温和，适宜鸦片生长，“是有名的生产生烟的基地，每年有数百斤的大烟销往外地”。毗连四川的卓尼上下迭部地区种烟情况尤盛，是查禁烟苗的重点区域，大量禁烟报告都反映了迭部连年种烟的事实。1943年夏，卓尼上迭部买麻卡宋、什巴两旗种烟，“下迭部之桑巴、多儿沟、阿夏、卡巴、截尼、唵子、沙路哇等处胆大者，相率效尤”。其中，什巴旗种烟800亩，买麻卡宋旗种烟500亩，卡巴上下旗种烟300亩，阿夏旗种烟180亩等。1944年6月，卓尼设治局局长刘修月查得上迭部26个村庄、下迭部7个村庄种烟，“劝铲无效，公然强种，现已出土”。1946年10月，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某团长杨景华查得达拉沟下旗3个村庄种植鸦片，札阿那庄种烟30亩、滋哇庄种烟40亩、吁浪庄种烟20亩。其后，他又在达拉沟上旗查得6个村庄种烟，共计123亩。1948年6月，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得知四川松潘县“连年种烟”，与之接壤的上下迭部深受影响，亦连年种烟。两省地方政府虽然都严厉禁烟，但缺乏合作，以致秋后“平安收浆，屡年如是，以致种烟之风愈演愈炽”。直至新中国成立初，甘南民众依然大肆种烟，烟地面积甚广。可见，甘南地区的烟毒未有断绝。随着禁政施展，种烟面积减少，种烟地集中在位于白龙江上游的迭部地区。

鸦片是一种体积小、价格高的消费品，人一旦吸食上瘾就难以戒除。甘南地区汉、回、藏等族民众共同参与了鸦片的种植、加工、运输和销售，很多人还成为消费者。甘肃省政府主持全省各县烟民统计，甘南三县（局）情况（表1）。

从上表可知，甘南地区的烟民以男性为主，女性甚少，中年人居多。从地域分布看，临潭最多，卓尼其次，夏河最少。这与三地农业人口、鸦片种植面积和汉族人口的多少密切相关。临潭县农耕面积最广，农业人数最多，卓尼其次，夏河最少。甘南地区是汉、回、藏诸多民族共存共生之地，烟民以汉民为多，藏民很少吸食鸦片，回民不吸烟。

卓尼烟民多系汉民，藏民吸食者较少，但也不乏藏族权势人物吸食鸦片。掌握卓尼地方实权的杨大太太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世俊等沉溺鸦片，他们确有烟具三副，常常对影横陈，吞云吐雾。杨世俊嗜毒甚深，烟毒早已“侵蚀他的精神，在体力上显得有些不够”。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内部人员约有三分之二也吸食鸦片。1938年夏，王树民在半农半牧的卓尼大峪沟看见当地“居民无论汉、藏，精神均不振作，嗜吸鸦片者甚多”。夏河“地处边疆，气候寒冷，向不种植烟苗”，但四川松潘县阿哇和黑水等地所产大量鸦片被贩运至此，有不少外来工匠和客商偷偷吸食。卓尼迭部、四川松潘等地所产鸦片，还被临潭旧城的汉、回族烟商组织人力大量收割和收购，“然后将生烟贩运到临潭旧城，出售给专门从事大烟加工的烟户，进行炮制后，再将鸦片成品（包括烟棒和白料面等）出售给烟贩”，再销往各地，有不少人在收购、加工和运销过程中逐渐染上了鸦片烟毒。1944年6月，杨复兴查得临潭回民19人携带枪支在上迭部麻拉哈什旗租地种烟。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一直都在推行禁政，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甘南地区种植鸦片，在禁政严行中有所减少，但从未断绝，不少人身染烟瘾，直至1958年方才彻底尽除。难以禁绝的原因有很多，如藏民种植鸦片可获得丰厚的利润，以此换取枪支武器；回汉莠民潜入藏区偷种和贩运，刺激了卓尼藏民效法种烟；政府在此地的力量非常有限，禁政难行；地方统治者借鸦片谋取厚利等。的确，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很难深入甘南地方社会，禁政推展遭遇种种困难，而地方势力对禁政的态度与之关系甚大，是理解甘南地区禁政“行”与“难行”的关键。

二、甘南地区地方势力与禁政

禁政包括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等诸多环节。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地方政府主抓的重点各不相同，具体禁烟政策也有差异，地方民众扮演的角色更是复杂多样，因而需要从不同环节去认识各种地方势力与禁政之间的关系。

首先，地方党政人员成立相关组织，执行各项禁政。登记烟民、设立戒烟院促其戒绝是禁止吸食的重要工作。1935年6月，国民政府颁行《限期办理吸户登记办法》。两个月后，甘肃省禁烟委员会先后广泛发布了《劝告同胞戒烟书》《劝烟民登记传单》《甘肃省吸户登记须知》和《甘肃省勒令吸户登记办法》等，要求烟民尽快登记和戒除。省政府三令五申，软硬兼施，但临潭、夏河和卓尼三县局迟迟未报，延至1939年才上交烟民数量和登记表，比规定时间晚四年之久。省政府根据烟民数量在甘南地区设立了两所戒烟院，按200~1000人设立丙等戒烟所，200人以下烟民自戒的原则，临潭和卓尼分别设立丙等戒烟所，夏河烟民则在县府帮助下戒烟。1940年5月，临潭县政府和县党部联合召开全县禁烟宣传大会，广泛宣传中央政府禁烟的决心与意义，当众焚毁一大箱烟具。会后，县党部指导学生话剧团表演有关禁政的戏剧，各学校学生宣传队“分头在城内各街市衢及城郊一带切实宣传，使烟民及早觉悟，自动脱离苦海”。

夏河县政府组织成立县禁烟委员会和烟土保管委员会，专门负责禁烟事务，并会同夏河党政军机关厉行查缉鸦片种植、运销和吸食。1943年，夏河县政府查获卢华堂、胡培隆和卢孜三名吸烟者，卢华堂和胡培隆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权五年；卢孜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虢夺公权三年。1945年查获烟犯崔克让和杨得禄，审判“崔克让处有期徒刑五年，虢夺公权五年，杨得禄处有期徒刑二年六月，虢夺公权三年，获案烟具，依法没收”。1946年3月，查获吸烟者张年禧哇，“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虢夺公权三年，获案之烟具，依法没收，于本年六三纪念大会，当众焚毁”。可见，夏河县将国家法引入禁政，判处烟犯有期徒刑和剥夺公权，这成为边疆地区禁政推行中的新内容。

其次，地方实力派包庇种烟、售烟，借机自肥。在政令难及的边疆地区种植鸦片可获得丰厚利益，地方势力视之为一笔利源，多加庇护。甘南地区连年种烟，当禁烟命令层层下达和查禁官员深入实地后，无论部落头目（多任区乡长、保甲长），还是寺院喇嘛，都虚与委蛇，往往“具结保无偷种情事”，予以应付，而无法实际掌控边疆社会的“外来”官员“亦不过表面工作”。1942年甘肃省行政会议上，民政厅长王漱芳点名卓尼、夏河等地“仍是罂花灿烂，它们离省窎远，且僻运其他各省，实为文化所难及、政令所难治之地。地方政教势力在卓尼地区尚大，包庇栽种”。王厅长此处所指包庇种烟的“地方政教势力”实为夏河拉卜楞寺襄佐阿莽仓活佛和卓尼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

1942年11月，四川松潘藏商将所产鸦片六驮运送至夏河，交由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之弟阿莽仓活佛秘密销售。其后，省府要求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受谦和夏河县长李永瑞查办。胡受谦于次年8月派员密查后，无奈地回复“时过境迁，无法查明，以后当设法深入内层，以穷究竟”。李永瑞则直陈地方政教势力密涉其中，县府难以查获证据，说：“查拉卜楞为黄司令之势力范围，纵有此等非法行为，因其防范甚严，他人慑于黄之声威，不敢吐实也。”可见，地方政教势力实际控制地方社会，深受民众拥护，密查如不深入内部就难以获得实情。省府再次严令胡受谦等设法密查。

经过多方努力，第一区行政督察专署等在1944年初查得松潘县安去乎柔加尼部落酋长车红采加五洛尔旦前往拉卜楞寺礼佛之际，将大量鸦片运至夏河，寄存在拉卜楞寺贡唐仓，嘱其同伴多勒秘密销售。2月26日，多勒将鸦片携至塔哇出售，县警王殿试、何中本、袁得条和杜丹巴等察觉后跟踪追随。至拉卜楞寺铜匠王岁成住所时，多勒藏匿不见。县警在王宅搜出一只皮袋，内装毛重30两鸦片、1只烟灯和若干熬烟器具，然后将赃物和王岁成送交县政府。次日，县府警佐苏连城在贡唐仓将多勒拿获，而车红采加五洛尔旦侥幸逃逸。为犯人提供住宿的贡唐仓活佛实有藏匿和纵放嫌疑，后经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一再说情，被免于追究。多勒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一千元，王岁成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车红采加洛尔旦被处无期徒刑，虢夺公权五年，严加通缉。此番较量后，夏河地方政教势力示弱，禁政推展的阻力有所减小。

卓尼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包庇种烟，派收烟款，借机自肥。1940年，杨世俊派亲信雷豫前往迭部，表面上视察工作，实则征收烟款，有保安司令部下发条谕作证，卓尼设治局也存案备查。后来，禁烟督察团团长杨世昌和视察员前往迭部，将这一违抗禁政行为核实后，上报给省政府。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禅定寺代理僧纲宋堪布指出司令部参谋长杨世俊吸食鸦片，为包庇种烟的幕后推手，恳请将其押解兰州，“调验有无烟瘾，以明虚实，如无烟瘾甘反坐。一面将该杨世俊扣押，勒令该部管辖地带，本年春烟不容发现一茎半苗，如有发现烟苗情事，即由该杨世俊是问。”

面对禁政三令五申和宋堪布的指控，确实包庇种烟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不得不伺机前往迭部铲烟。1942年5月，杨大太太、杨世俊等人率领400多名前山藏兵前往上下迭部铲烟，声言两月内铲除净尽。当时，著名藏学家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正在卓尼调查，写道：“在叠[迭]部，政府在三令五申戒烟的时期发现了烟苗之后，负责人绝不因‘情形特殊’卸下责任，竟毅然派人去把烟苗铲除了。”他们的铲烟行动也得到了民政厅长王淑芳的称赞。

实际上，他们在上下迭部采取不同方式铲烟，即在上迭部将烟苗尽行铲除，在下迭部，“不但将烟苗未铲，反向种烟者征收大烟并派款”。保安司令部禁烟工兵联合藏民，将截尼旗、唵子旗、卡巴旗、尤帕初旗、沙录哇旗等地道路两旁烟地的烟浆收割带走，而僻静烟地的烟浆则由各旗藏民自行收割。此外，以上五旗每户上交5两“官烟”和20元现洋。阿夏旗和多尔沟旗藏民自行收割烟浆，每户上交7两“官烟”和30元现洋，达拉旗民众则拒绝上交。据统计，下迭部有2200余户藏民共上交烟土1.35万两，现洋约6万元，仅多尔沟旗和阿夏旗上交烟土1000两，现洋1万元（表2）。

最后，部落民众维护切身利益，抗拒禁烟，独立性较强。部落民众种烟可增加收入，故支持保安司令部包庇种烟和派收烟款，可是禁烟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保安司令部不公平铲烟尤使其受伤害严重。因为上迭部该年的农业收成欠佳，粮食和银钱皆缺乏，民众已将烟苗铲除，农地全部荒芜，收入来源几乎全部断绝。所以，他们借机抗拒，逐渐依靠自身力量维护私利，甚至以武力抗争。例如，上迭部藏民聚集在哈札庄，挡住满载而归的司令部人员的去路，称：“本区民众尊重中央命令，当司令到区时，烟苗自行铲除，且具甘结，永不犯种。而司令到下叠[迭]部后，不但不禁，反而收烟缴款，令本区民众向司令要问此种矛盾、命令及行为之来由，如说不明白，决不让返部。”上迭部藏民的抗争之举凸显了各部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得迭部民众为获取丰厚利润，依然连年种烟，禁政推行也毫无突破。

可见，对于各项禁烟政令，地方党政官员多有配合，陆续组织人力登记烟民、设立戒烟院、成立禁烟组织、宣传禁烟政令等，对种植、运销和吸食鸦片者予以查缉和判处，反映了国家权力逐渐深入边疆社会的整体路径和方向。不过，地方实力派和部落民众的行为增加了禁政推行的难度。地方政教势力包庇种植和贩售鸦片，借机获利，尤其是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在上迭部积极铲烟，在下迭部收烟收款。该部不公平铲烟引致上迭部民众集体反抗，各部落的独立性增强，为铲烟行动武力化和禁政难行埋下了伏笔。

三、禁政难行与武力铲烟

鸦片价格甚高，地方势力包庇种烟，征收烟亩税，获利颇丰。刨除税款，农民仍能从种烟中获得厚利，因此不少甘南藏民顶住一道又一道禁烟政令，为追逐私利而坚持种植。如卓尼阿夏旗旗长杨培荣称：去年“每户收去禁烟税烟土四两、五两、六两不等，故今年叠[迭]部人民均称，去年收五六两，今年怕收十两都可，烟一定要种”。卓尼地区种烟日甚，违抗禁政之声日高。

当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受谦查得达拉沟所种烟苗“出土已长三寸”，颇显无奈。该地地形险要，他们不敢贸然进兵，“兵力稍小，彼必反抗，兵力稍大，给养运输既属不易，且无法展开”。如果藏民破坏栈道，军队则陷入进退维谷之中，故“拟请商派飞机两架，先飞该地散发传单，促其自铲，否则实行轰炸其寺院，则番民惧，必可自动铲除”。借飞机之力禁烟，这尚属首次，是全国各地禁烟举措中的创新之举，可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43年2月28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杨景华、李彦霖和安富容等人“由卓尼起程前往各旗督耕，布种五谷，不准烟籽一粒入土”。随着杨景华等人细致督察，一些部落民众纷纷承诺永不栽种，出具切结，如下迭部截尼旗录亦卡庄头人巴吾、达拉九、赛奴等，卡巴旗术子甫头人更的、你秀等均出具连带切结，“此后决不偷种冬烟，日后如有烟苗发现情事，并等愿受最严厉之处分，出具切结是实”。刘修月也多次亲往督查和派侦探密查，都没有发现烟苗。

实际上，刘修月等人查得下迭部藏民没有大面积种烟并非实情。1943年初爆发的甘南农民大起义、卓尼北山与夏河陌务部落的草山纠纷和“北山事件”越演越烈，各级官员都为平息地方乱局而应接不暇，因此禁政松弛。在不受地方变乱之扰的迭部地区，藏民大肆种烟，罔顾承诺和禁烟甘结。如上迭部尖牛、保什把、达拉等旗藏民趁机种烟，态度强硬，实施抗拒，以致派去督铲的旗长无法行使职权。至七八月间，地方局势稍有缓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与卓尼设治局联合派人前往种烟区域实地查勘，严令各旗务绝毒卉，可是抗铲者众多。对此，胡受谦等议决诉诸武力，以使抗铲藏民彻底服从。

1943年乱局初定后，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接受裁员整编，原有核心人物杨世俊等被处死，第一区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刘济清担任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安绪嗣、雷兆祥和杨景华分任一、二、三团团长，原有土司政治再次遭受削弱和动摇。加之此前司令部不公平铲烟助长了部落的独立性，上下迭部地区种烟更甚，反抗禁政更烈。1944年初，上迭部哇巴旗东沟一带、买玛什巴等处民众播种冬烟，对各种劝导置若罔闻，“其余亦哇、你巴两旗已有效尤趋势”。杨景华率陈世杰、梁景鹏等各旗长分途前往各地详查，多方说服民众自动铲烟，还请卡巴录活佛、旺藏上寺压床喇嘛等帮助开导。可是，下迭部达拉沟和上迭部哇巴旗等地民众习性剽悍，对禁烟政令“遵”“违”反复。当哇巴旗旗长陈世禄奉令前往哇巴沟一带劝导铲烟时，民众集体反对和抵制，称：“你们有眼睛去看，长着鼻子去闻，种烟的不是我们一个地方，秋吉（川北）也种，谁的命令也不铲，打仗也不怕。”

抗拒坚决的哇巴沟和达拉沟民众，是禁政推行的难点和重点。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胡受谦认为，“用政治方式导铲刻已穷术，为根绝毒卉，树立威信计，唯有武力进剿之一途。”其后，他坚持将禁烟诉诸武力，认为“非武力进铲，不独本年不能肃清，明年势必更加蔓延，不易收拾”。可见，地方官员在民众的“遵”“违”反复中失去了耐心，面对层峰命令，将禁烟行动推向了武力剿铲。

刚刚遭遇危机、尚是惊弓之鸟的杨复兴对武力铲烟予以积极支持和配合，调集藏兵负责进铲。1944年5月，杨复兴与刘修月联合从录竹、洮北两乡抽调200名精壮藏兵，又调集保安司令部警卫连和团部传令排，总计300多人。胡受谦特意添拨了机枪和火炮中队，调配两门迫击炮，以增强铲烟队伍的火力和军威。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由杨复兴统一指挥，亲往迭部惩治那些违抗禁政的刁顽藏民，并为其他各项政令的推展扫清障碍。7月17日，杨复兴组织各部召开剿铲动员筹划会议，商讨兵员、粮草、运输、部署、城防和治安等诸问题。25日，铲烟队伍分两路进发，一路由杨复兴亲自率领，安绪嗣和杨景华两位团长陪同，“调集拜来达加、桑旺朋地、善扎、迭当、车巴沟、恼索、土桥、日完马、角缠阿科等旗藏兵千余人，经麻路、贡巴寺、石巴沟”抵达光盖山下；另一路则由刘济清参谋长和雷兆祥团长率领警卫连，“经达子多、卡车沟直抵光盖山下”，与杨部汇合。

当铲烟部队“进驻上卡庄，尚未抵石门”时，700多名藏民结集在光盖山一带布防，武力抗铲。同时，抗铲队伍还得到四川松潘藏兵的支持，事态逐渐扩大，铲烟队伍急需四川松潘方面调集部队予以配合。8月3日，安绪嗣部在卡车沟首先与抗铲藏民接触和对峙，其他各部在车巴沟分三路进攻，午时抵达山麓。在紧缩包围圈之际，抗铲藏民“见势不佳，即后退防御”。铲烟部队趁势而上，占领三处据点，节节进逼。双方对峙至星朗月明之时，抗铲藏兵乘黑逃遁。次日，各部合兵光盖山，铲烟部队利用迫击炮和机枪等先进武器，迅速打垮依靠步枪和火绳枪进行反抗的哇巴沟藏兵，占领闹那胜高地，并将指挥部移驻哇巴沟梁上。9日，铲烟部队与藏兵接触，在猛烈炮火攻势下，抗铲藏兵腹背受敌，不支溃散。铲烟部队趁势追击，“当场射杀叛贼十余名，生擒一名，就地正法”。藏兵四处逃窜，留下磁龙、沙拉、吾浪和次客巴等村庄被铲烟部队占领。

迭部电尕上下两寺的两位温布旦子森盖、苏奴旦巴等“代表当地群众与指挥部接触，承认种烟不对，抵抗更加错误，表示愿意铲烟，接受处罚”。指挥部移驻丁刚寺，“沿途所见未铲烟苗，尽行打铲”。麻拉、哈什尕只等庄藏民约请什巴总管高照达和勺沟总管工卜束奴出面说项，愿意自动铲烟和听候处分。几日后，上迭部电尕寺、下迭部卡巴和唵子等几个村庄也相约请电尕寺温布苏奴旦巴转呈司令部，愿意铲烟受罚。由此，哇巴沟藏民抗铲以失败告终。他们认交罚款，上交已收割的烟浆，铲除剩余烟苗，承诺“永远服从政府法令，以后再不敢偷种鸦片及违背法令”，切具甘结。司令部召集有关人员审慎研讨，最后决定“于法律、番例兼顾原则下分别情节，从事办理”。

随着习性强悍的上迭部藏民陆续降服，杨复兴率部沿白龙江向下迭部进发，司令部暂驻卡巴录寺。上迭部藏民比下迭部藏民要强悍，强者降服极大地推动了下迭部藏民纷纷上交烟款、枪支和马匹，唯独达拉沟藏民凭借地险人悍，继续抵抗。可惜铲烟部队后援出现问题，又加插岗藏民武力反对保甲编组，与地方部队发生大规模冲突，亟待杨复兴等前往调处。铲烟部队不得不由武力剿铲转为谈判解决，并草草处理了达拉沟民众种烟抗铲事务。

经过两个多月的武力铲烟，保安司令部和设治局等收缴烟浆278两，罚款银币2300元，行军口粮费银币1300元，收缴9支枪和4匹马（见表3）。

从上可知，达拉沟藏民没有与铲烟部队交火，没有见识机枪和火炮的威力，没有承受战火的损伤。与其他各旗民众相比，达拉沟藏民遭受的惩处并不太重，也没有被此次武力铲烟行动震慑，所以他们容易撕毁约定，继续种烟。至1946年6月，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在临潭、卓尼一带视察，发现国家权力尚未深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也不能完全控制地方社会，迭部地区依旧种烟甚盛。

1946年9月，保安司令部杨景华团长奉令率兵专门前往达拉沟铲除烟苗，与四川松潘县武力铲烟形成呼应。达拉下沟札阿那、滋哇和吁浪等庄藏民闻讯后，请总管和僧侣出面说情，最后双方达成五项决议：“（1）未割烟苗应一律打尽，已割到手烟浆，完全缴公；（2）认罚金；（3）交祸首，以马顶替；（4）服从政府法令，永不违法偷种；（5）明年如有发现植毒者，由各旗说话人负责，连环作保，具书甘结、保结。”最后，达拉沟下旗藏民上交烟浆410两，罚金1850元。达拉上沟的藏民则借助天险地势武力抗铲，杨景华率司令部警卫连、截尼和沙录哇两旗藏兵200余名、桑巴和卡巴下旗等地藏兵100名分队游击。他们得到达拉下沟各庄民众的帮助，与抗铲藏兵激战三个多小时，击毙抗铲烟民二人，取得了局部胜利。由于松潘铲烟部队未能按时出动，川甘两省联合剿铲达拉上沟和秋吉地区烟苗的行动流产，杨景华部不能孤军深入而撤回，未能彻底取得铲烟功效。

可见，每次武力铲烟行动都受他事牵扰，遭遇种种困难，未能取得完全胜利。独立性渐强的部落民众为谋取私利种烟，倚势抗铲，一旦武力不支或难以抗御就主动降服，认受惩处和切书甘结，在遵守与违抗禁政之间自由转换。所以，禁政难行，即使禁烟行动诉诸武力也难成全功。

四、结语

自晚清以来，鸦片烟毒为害中国至深且至巨，历任政府皆有实施禁烟，但效果不佳。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就不断加大禁烟力度，整体态势有所好转。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逐渐控制甘政，实施六年禁烟计划，甘肃大面积种烟的局面得到遏制，但是种烟的重点区域则转移到了位处甘肃的甘南地区。在交通不便、政令难及的甘南地区，各族民众连年种烟，位于白龙江上游的迭部地区最为集中，群罂绽放。可见，甘南地区因禁烟而大面积种植鸦片，地方势力、回汉商人和藏民形成了种、运、售、吸鸦片烟毒的利益链条，给禁政推展带来了诸多困难

禁烟政令层层下达至甘南地区后，地方官员联合党政军机关积极施行，成立禁烟组织、登记烟民、开展禁烟宣传、查缉和判处违法行为等。地方政教势力表面上参与禁政，实则包庇种烟、售烟，借机自肥。随着国民政府加大禁政力度和国家权力逐渐渗透至边疆地区，地方实力派的庇护之举有所收敛，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亲赴迭部铲烟，可是，不公平铲烟损害了部落民众的切身利益。部落藏民借机聚众抗铲，独立性增强，在“遵守”和“违抗”禁烟政令之间随意切换，连年种烟，使禁政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国家权力逐渐深入甘南地区后，地方实力派有所式微，双方合作加强，保安司令部数次率队武力铲烟，部落民众或借势抗铲，或直接屈服，或武力不支后屈服，但因受种种限制和牵扰，禁政未竟全功。

国家政令在甘肃地区的推展和落实，地方民众是关键，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决定着各项政令得以落实的范围和程度，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在甘南地区推行禁政的过程中，地方民众逐渐加入，表明国家权力向甘南地区的渗透取得了一定成功，也表明地方实力派对国家权力渐趋遵服，而地方民众则遵违无常。这些变化的背后拥有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地方实力派从包庇种烟、借机自肥渐渐变为支持禁政、率部武力铲烟；部落民众既可在地方实力派庇护下种烟交款，也可在禁政严行下自觉铲烟、主动认罚，或具甘结、做承诺、不种烟，还可为坚持种烟、聚众抗铲。可见，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的禁政难行，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地方治理困境的内在机制。地方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超过内地民众，成为地方治理必须面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而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将其权力触角深入基层，未能建立起完备的地方治理体系，即使依靠具有临时性、流动性和嵌入性的武力行动，也无法完全、长期、有效地控制地方社会。地方民众的利益不可被忽视，但国民政府实施的地方治理又比较缺乏基层民众的深度支持与有效合作，所以各项政令的推展存有明显限度，很难真正落地生根。

文章来源  

原刊于《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注释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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